漫谈重建中华文化（五）

《生命禅院》雪峰

　　文化积淀在人的思维中会导致思维的僵化，会成为思维定势，思维一旦成定势，要改变它就异常困难了。

　　儒家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，但同时又麻痹和封锁了新思想的诞生，可以说，儒家的文化功能在于“守成”，而不在于“创新”，它的核心是封建专制的，不是民主法制的。

　　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总体上是封建文化，封建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封闭、保守、专一、专制。封建文化导致了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天下都成了皇帝的“王土”，人民都成了皇帝的“臣民”，个人的权利被无形中抹杀了，剥夺了，人格尊严被践踏成了草木，人也习惯地把自己看成了“草民”。所以，大众心理上总期盼“明君”“青天”，而完全忽视和放弃了上帝赋予我们的神圣人权。

　　当然，也有许多思想家想维护自己的神圣人权，也想唤醒大众的人权意识，但这种努力一般最后以失败而告终。中国为什么很少诞生思想家？因为一旦有新思想出现，马上会被即得利益者将其消灭在“萌芽状态”，这是非常残酷的现实。

　　随着国际间文化的交流和接受外来文化人数的增多，人们逐步地看出了中华文化中的糟粕，最亮丽的是人们意识到专制文化扼杀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，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，导致了“犬儒”及“犬儒文化”的大量繁衍，同时，使人们失去了对明天的期望和信心，道德滑坡、心灵扭曲、生态失衡、腐败畅行都源于人们对明天不抱希望，许多人急于把钱转移到国外，其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的明天没有把握。

　　专制文化导致了专制体制，专制体制又反过来维护了专制文化，现在的状态是人民不相信政府，政府不相信人民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我们不得不探讨体制的问题。

　　凡能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政府都是专制政府，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体制都属于专制体制，所不同的是，中国政府控制了宗教文化，而穆斯林世界用宗教文化控制了政府行为，其结果，新的思想和文化难以产生，集权和专制得以畅行。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，逐步走上了理性的民主法制道路，美国由于历史短，再加上移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难以产生一个势力强大的宗教和种族文化，所以产生了相对理性的三权鼎立的体制，现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文化就是美国文化，相对民主的体制也是美国的现行体制。

　　从理性上讲，全世界都向美国学习，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会对全球的稳定、和平、发展有巨大的作用，但从实践上讲，此路不通。穆斯林世界不会照搬西方模式，中国更不会仿效西方体制，原因在于穆斯林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土壤不适宜“种植”西方“苹果树”。

　　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西方、穆斯林世界、东方三方人的起源不同，三方的祖先不是同一个人（请看《生命禅院·人类篇》），三方的遗传基因有差异，思维方式有区别，任何一方想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另一方，必然会引起反抗，会导致混乱和无序。

　　重建中华文化，我们无法避开体制的重建，体制不重建，要重建中华文化艰难异常，但体制是文化造成的，是文化的缩影，不从思想上认识文化与体制的关系，不从理论上建立新体制，盲目地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分裂和大混乱。

　　胡锦涛主席已大权在握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全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相对有了大幅度地改善，想撼动目前的体制决不可能，我们不如给胡锦涛主席几年的时间，让其大显身手，而我们来专心致志从理论上研究和探讨什么是我们应有的最佳体制。